英国议会预算责任办公室预测，今年与明年英国财政部要向英国央行支付300亿英镑的损失补偿，至2028年3月底该支付规模将扩大至1500亿英镑，抹平了先前央行提供给财政部的收益不说，财政部还要向央行进行追加资金补偿。公共财政在承受阵痛的同时也必然削弱其支撑经济的增量能力。
　　今年以来英国经济一直围绕着0轴上下波动。一季度GDP环比增长0.1%，4月份环比增长0.2%，而5月份又下降0.1%，估计上半年可以勉强维持正增长。以此为基础，英国央行认为2023年GDP增长幅度大约在0.25%左右。看来，英国经济全年只能在零增长附近徘徊，而且作为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最薄弱板块，英国经济增长前景还免不了更多风险变量的扰动。
　　风险变量之一是通胀高强度的粘性。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英国CPI上涨7.9%，一年以来首次跌破8%。但阶段性回落并不等于通胀警报的完全解除。一方面，目前总体通胀水平仍处高位，且距离英国央行的政策目标相距甚远，同时英国依旧是G7集团通胀率最高的国家。另一方面，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仍滞留于顶部区域，并且接下来英国通胀极有可能受到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的联袂推动而再度走高。
　　从性质上看，本轮英国的通胀以输入性通胀为主，而国际原油市场供需双方的激烈博弈始终存在，俄乌战争等地缘政治因素仍没消除，英国物价受全球能源价格的影响可能重新拐头向上。另一方面，导致英国通胀回落的最主要因素就是能源价格，但与此同时服务业通胀却显著抬头，服务业CPI环比通胀率比疫情前平均水平高出0.7个百分点的现实依旧没有改变，而且包括运输保险等产品价格创出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最大涨幅都在以全新的力量固化服务业通胀的高位中枢，同时也强化着整体通胀的粘性。
　　劳动力市场成为了加强通胀粘性另一个敏感因子。受到提前退休、长期患病与移民减少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英国就业市场目前呈现出较为鲜明的供不应求状态，全国职位空缺超过105万，空缺职位与失业人数比率达到1.40。劳动力供求失衡会生成工资上涨内驱机制，何况还有众多行业为加薪爆发的罢工所策应。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月至5月国内固定工资（不含奖金）同比增长7.3%，创出历史新高，工资-价格上升螺旋正在成为英国通胀的进一步威胁。
　　风险变量之二是民众支出能力的萎缩。基于打压40年来最凌厉的通货膨胀，英国央行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将基准利率推升至5%这一15年来的最高水平。提高利率价格的确对抑制通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对家庭部门的财富构成了不小损害。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英国家庭总财富达到17.5万亿英镑，且过去40年来英国家庭财富增长主要依赖于资产价格的上涨，但加息却构成了对资产价格的打击，对此，英国智库决议基金会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过去一年因利率飙升致英国家庭财富减少了2.1万亿英镑，家庭资产占GDP之比从前一年的840%降至650%，为二战以来的最大降幅。家庭资产是居民生活与生存的“安全垫”，其存量的萎缩必然导致民众消费增量配置的削减。
　　侵蚀家庭财富的同时，过高的利率也抬高了居民消费成本，尤其是住房消费成本的升高令不少英国家庭加倍承压。据英国政府的住房调查，近三分之一的家庭背负抵押贷款，而英国央行发布的《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显示，目前英国两年期固定贷款平均利率6.66%，五年期固定贷款的平均利率为6.17%，皆处10年来高位，受到影响，一个典型的家庭在2023年下半年抵押贷款成本每月将增加220英镑，相当于每年增加2640英镑；同时，贷款利率压力也传递到了住房租赁市场，至5月的过去一年英国房屋租金上涨5%，为7年来最高涨幅。
　　高昂的住房抵押贷款成本必然抑制需求，从而打击房价，最新6月份英国住房价格同比跌速创出了过往12年的最快速度。房价的下跌令家庭部门财富进一步缩水，英国房价收入比将从去年峰值的8.9降至今年的5.6这一本世纪的最低水平，结果也必然威胁居民的消费安全；另外，英国央行发出警告称，房贷利率上升已倒逼一些家庭用储蓄偿还贷款，同时房东所承受的更高房贷月供成本都会转嫁到租客身上，进而对消费形成不小的“挤出效应”。
　　风险变量之三是企业生存扩张的艰难。一方面是上游能源与原材料上涨产生的采购成本增升之压，另一方面是利率飙升形成的融资成本叠加之痛，同时还须承担工资价格上升带来的劳动力成本抬高之苦，而且民众消费能力的式微构成了对供给侧的反向抑制，英国企业面临着更具挑战性的生存经营环境逆风。安永战略咨询部门出具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在英国证交所上市的公司共发布了66份盈利预警，盈利预警数量连续第七个季度上升，为金融危机以来最长的连续增长。
　　相比于盈利所发出的频频预警，企业破产数量的加剧上升则是英国经济面临的更大麻烦信号。英国破产服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英国企业的破产总数达到1.3万起，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7%，同时清盘申请也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值得注意的是，在破产企业队伍中，97%为营业额低于100万英镑的小公司，而且几乎所有行业都受到破产的覆盖；另外，不仅债权人自愿清算和强制清盘的企业数量增加，接管程序和公司自愿重整的数量也显著增加，后者通常是中型和大型公司采取的手段，这意味着大中型企业破产率也在上升。
　　制造业PMI指数（采购经理指数）更能及时而全面地跟踪到英国企业的生存经营状况。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7月份英国制造业PMI从前期的46.5下滑至45，触及38个月的最低点，显示英国制造业萎缩的加剧。必须强调的是，在全球各国制造业方阵中，英国制造业本就技不如人。数据显示，英国万名产业工人拥有的机器人数量仅为100个，企业技术自动化程度与同等经济水平国家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同时，英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仅有可怜的1.6%，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而且近三分之一的英国制造企业面临技术短缺，不到四成的工人具备符合岗位需求的技术素质。系列的技术硬伤很难让英国制造业实现弯道超车，其始终落人之后的劣势构成了对英国经济的巨大拖曳。
　　风险变量之四是公共财力支撑的羸弱。不同于金融危机前英国的公共债务占比只是35%略高一点，从危机期间对银行的救赎，到为脱欧列出的巨大开支，再到为抗击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增加的不菲投入，加之近两年动辄超万亿英镑的年度公共服务支出，目前英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已飙升至2.6万亿英镑，占比提升至104%，而且公共借款还在以几何速度快速增加，远的不说，截至2023年6月的财政年度借款总额为614亿英镑，比去年同期增加190多亿英镑，但借款迟早是要还的，在经济增长疲弱所引致的税收收入难以接济的情况下，最终只能寄希望于公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张。
　　问题的关键在于，基准利率的提升必然带动国债收益率的走高，政府的偿债成本日益加重，进而也必然导致公共投资的边际递减。按照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最新计算，仅今年3月来的债券利率上涨已经导致五年内年度公共偿债利息增加了137亿英镑，最新6月份政府支付的债务利息更是多达125亿英镑，为有偿债记录以来的月度第三高。同时，德意志银行出具的最新分析报告预测，未来五年，英国政府每年向债务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将保持在超过1000亿英镑的水平。
　　对于公共财政来说，持续了长达15年的量化宽松（QE）措施既是一颗蜜糖，也是一剂毒药。自2009年实施QE以来，英国央行在二级市场上总共采购了8950亿英镑的国债和公司债。按照量化宽松的法律安排，英国央行将所有的收益划转给政府，但一切损失也须获得补偿。数据显示，QE期间英国央行获得了1230亿英镑的利润并悉数转移给了财政部，但是，伴随一年多来利率的不断走高，债券价格遭受反复打压，此时英国央行也在按照计划展开量化紧缩，也就是在二级市场以低于原来的采购价格出售债券，由此必然发生财务亏损。对此，英国议会预算责任办公室预测，今年与明年英国财政部要向英国央行支付300亿英镑的损失补偿，至2028年3月底该支付规模将扩大至1500亿英镑，抹平了先前央行提供给财政部的收益不说，财政部还要向央行进行追加资金补偿。公共财政在承受阵痛的同时也必然削弱其支撑经济的增量能力。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